[19]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人民法院司法公信现状的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随着法律主体替代人，关于法律上的人的理论探讨终于接近尾声。对单一自我的解构，并不是说主体性是个空洞或过时的范畴，……这更不是说，我们甚至连如何作人才是正当或不正当也不知道了。
[11]David M. Walker（ed.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1038. [12][13][14]约翰•格雷：《法律主体》，《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44]于此，卢梭曾提供一种祛魅化的简单解释：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15][英]约翰•洛克：《教育片论》，熊春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4][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当安东•蒂堡于1805年发表《潘德克顿法学体系》时，不是以对人的探讨开始的，而是首先论述法律的本质、产生、约束力等论题。
[21]实在法上，将自然人与其它的被造物明确区分开，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直到15-16世纪时才最终肯定下来。[54][美]T.雷根：《关于动物权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例如，政党法对执政党着重治理其执政行为，对反对党治理其反对行为，对参政党则治理其参政行为。
宪法只管国家论，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 页。反对权由以下子权利合成：执政计划批评权、政府法案批评权、预算案批评权、不信任或斥责启动权、关键监督委员会领导权、质询权或质问权、弹劾启动权等。〔29〕德国《政党法》第 1 条第 2 款因而大举充实基本法所规定的政党功能：对舆论的形成发挥影响，促进和深化政治教育，增进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培养公民承担公职的能力，借提出求选人名单而参与选举，对议会和政府的政治发展施加影响，将它们自己提出的政治目标灌输进国家的意思形成过程，致力于保持人民与国家的恒久而生机勃勃的联系。如此形成的政党法实体和程序规范的布局有四个特征：（1）政党从事每一种活动的实体权利都有程序规范伴随，或程序规范布满了政党的种种活动场域。
关于普通政党，已由宪法规定的事项有：政党定义（如《瑞典宪法》第 3 章第 7 条）、公民的政党活动自由（如《南非宪法》第 19 条第 1 款）、政党的性质和功能（如《巴拉圭宪法》第 124 条）、政党义务（如《巴西宪法》第 17 条）、政党禁止性规则（如《波兰宪法》第 13 条）、政党收支（如《希腊宪法》第 29 条第 2 款）、政党体制（如《俄罗斯宪法》第 13 条）、政党登记制度（如《巴西宪法》第 17 条）、政党管辖机关（如《韩国宪法》第 89、111、114 条）、政党的提名权（如《前苏联宪法》第 100 条）、政党的议席分享权及资格（如《挪威宪法》第 59 条）、官员的党禁规范（如《埃及宪法》第 140 条）、政府的政党法立法任务（如《法国宪法》第 4 条）等。政府与反对党相互对应的议程领导权使议会制的此种典型特征得到议决规则的确认。
执政党的基本权利为执政权，其内容为宪法、组织法所列举的各项政府权力。例如企业，其应遵守的专门法律为民商法、经济法，其他法律为一般法律。理由是：（1）如前所述，这些行为使政党变成国家民主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又导致作为整体的国家民主的存在是由作为其部分的政党的状态所限定的。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的授职程序有效引导各个党团对待执政权。
我国政党法宜明确政党的权利义务，规定大量的程序规范以指引政党的领导行为、合作行为、执政行为和参政行为。〔2〕法律规范行为需分门别类。其他各政党作为参政党为参政行为。（2）在每一种活动场域中，凡关键性的活动都有专门程序规制，如选举场域中的党内提名程序、政党的助选或竞选资金的收支管理程序。
政党法则严密规范政党的活动程序，选举法和议决规则甚至以程序规范为主，宪法、政党基本法也是程序与实体并举。这是因为法律解决了民事主体权利、国家机关权力的性质问题。
可是，如何做才算尽到了这一义务呢？若不作程序规定，法律就不能澄清这一疑团。作为这部宪法的直接理论基础的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关系的论述较为复杂：列宁涉及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时期党的权力的性质的论述是确定不移的，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领导监督类委员会的工作。（3）中共自己的历史性选择。拟定法案（包括预算案）并提请议会议决。〔23〕党内法规呈现全面治党格局，与此 能相互促进和保障的政党法架构非发达架构莫属。政党法的基本架构、较发达架构和发达架构三者都致力于反映政党为国家生活的主体这一现实，但是，三种架构的规范水平有高低之分。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政党法视各政党为普通政党，所以它们处理这个问题颇为容易：正如法律要求其他主体履行一定义务那样，法律也要求政党履行若干义务，如此才能使政党与其他主体相互平等。
但问题是，仅凭实体规范并不足以促使政党作为。迄今，国法对领导党内部如何提名政府正职领导人未作任何程序规定。
向议会报告或说明其执政行为。一种观点认为，中共有双重属性，一为领导党，二为执政党。
政党法表达此意的方法有两种。〔 3 〕[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0、161 页。
〔24〕关于这种矛盾心态，详见刘松山：《党的领导写入1982年宪法的历史回顾与新期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这里，政党法的两种政治立场明显对立。宪法如此广泛而深入地规范政党，实际上形成了关于政党问题的当代宪法态度。基本架构的缺陷是，其政党规范缺乏宪法的基础规范，因而其在法律体系中缺乏根基。
〔44〕这种改革合乎选举的民主理念，顺应党内民主诉求。（一）它国政党及其行为的分类 各国政党一般分为三种：普通政党、执政党（多数党）、反对党（少数党）。
领导人民、社会组织和合作党。如果说国家机关权力是强制性的，那么，民事主体的权利却是建议性质。
国家机关却可以强制社会为一定行为。政党法采用实体和程序合体的立法模式会产生如下功效：（1）昭告政党法践行实体规范的决心。
所以，总体上我国的法律在治理政党方面还处于不作为阶段。）但是，实务界和学界已经确定了党的领导行为的一些基本内容。依照《加拿大选举法》，政党划分为两种：注册政党与非注册政党，前者才能提名即获得政党的权利。推荐单位对提名推荐代表初步候选人大多简化程序，主要通过单位党组织推荐，有的采取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有的干脆由个别主要领导直接钦点。
来源：《法学》2016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政党法 政党法架构 实体规范 程序规范 。一些国家的宪法的授职规范、信任或不信任规范、斥责规范、弹劾——审判规范实即保障或体现了执政权的强制性。
第一层次细目包括：提名过程中的义务，执政过程中的义务、反对过程中的义务。〔25〕理直气壮、大张旗鼓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宪法确立党的领导地位的宣讲工作的要求，见前注〔23〕。
而且，基本架构仅规范行为，对政党行为的主体——政党本身一没正名，二没赋予其角色，没有解决政党是否为国家生活的正式主体这一前提问题。而且，德国汲取纳粹党践踏民主的惨痛教训，认定必须给政党规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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